“三农”问题研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话题。我国蓬勃开展的“三农”实践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厚土壤和鲜活样本，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极佳的历史机遇。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三农”问题理论研究，不仅是有效指导“三农”实践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内在要求。围绕“三农”研究的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

“三农”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鲜活素材

中国社会科学网：长期以来，“三农”问题是我国学术界探讨的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变迁为推进相关学科研究以及相关概念及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对此，请您谈一谈“三农”问题研究对于推进学科、学术发展的意义。

罗必良：中国是人口大国，是农业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些重要论断，构成了中国“三农”研究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及思想体系的核心线索，从而对构建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话语体系，有着长期的导向性和引领性作用。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国家现代化。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农情以及由此所积累的丰富实践，决定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学术研究，应做出特殊的理论贡献，并构成中国经济学家关于“三农”理论话语权的重要支持。

现代经济学呈现的主流方向是，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越来越重视情景依赖问题。特殊现象与特定环境条件，有可能拓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学习、消化、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已步入化蛹成蝶的蜕变阶段，一个能够既坚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又可解释中国经验的经济学流派，呼之欲出。应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的特殊性所隐含的经济学意义。农业经济是理论创新的沃土。舒尔茨基于对传统小农的研究，提出了“穷而有效率”的命题以及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刘易斯关于农业人口流动提出“二元结构”理论。更为重要的是，过去40多年来，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动鲜活的素材与案例，大大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并成为理论创新的天然实验田。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农情，决定着中国农业经济学应能够做出特殊的理论贡献。

众所周知，相对要素比价的变化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格局的转换。鉴于人地关系紧张的中国国情，已有研究大多将农地流转滞后于劳动力转移的现象归因于农地对农民所承担的保障功能。同样，提升物品的产权强度，能够改善人们对物品潜在价值的评价，但是否就一定有效促进物品的交易，则是产权理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基于中国农地制度的特殊性，考虑到新一轮农地确权中“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与地块“四至”的空间产权界定，将科斯的思想范式进一步拓展到农地产权的交易问题。即：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如果不能通过产权的重新调整来改善效率，那么就有必要选择适当的产权交易装置进行匹配来改善总的福利效果，进而将产权的生产制度结构的研究拓展到产权的交易制度结构的研究，并通过产权细分与分工交易揭示了中国农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的双重农业规模经营策略。由于这一研究拓展和修正了科斯定理，因而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并被命名为“罗氏定理”。

呈现出多样化的学术体系与话语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理论创新发展而言，当前我国学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哪些解释框架？当前“三农”研究理论呈现怎样发展态势？请谈一谈您的观点。

罗必良：总体来说，我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并不存在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学术体系与话语格局。这与“三农”的对象特征及特征性问题相关。

第一，农业活动最原本的特点，是通过利用有构造的生命自然力进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动。从而，任何其他自然力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都要受到生命自然力构造的支配、限制和约束。一些重要的特性，如农产品生产的生命连续性、农业活动的季节性和地域性、农业土壤及肥力的有限性、自然影响的不确定性、农产品的鲜活易腐性及上市的时间集中性、农业活动的综合性与多样性等，决定了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形成农学、生命科学、生态与环境科学等众多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而且能够形成农史、农业思想史、管理学、经济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

第二，传统村庄是以农为生农民的聚集地，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区域概念，也是产业概念、职场概念，还是一个社会概念。广义的农村，不仅包括乡村，还可以包括各类集镇与建制镇，甚至是“农村之首、城市之尾”的县城。今天而言，我国的农村更是一个复合的政治经济概念。由于农村概念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独立更不是单一的研究对象。正因为如此，农村成为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关于农村的不同学科分支与话语体系。

第三，农民是一类与农业（职业）或农村（身份）相关的行为主体。在家庭承包经营与自由择业的情形下，农民事实上已经扮演着多重角色，如农场企业家、要素供给者（土地、资本、劳动）、消费者以及社区组织成员。由此，农民的行为选择的确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由于角色的多重性，并面临着多重风险（作为生产者的农业自然风险、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市场风险、作为人际交往的社会风险等），农民的行为目标涉及到经济目标、安全目标、社区目标等。考虑到农民的组织行为，甚至会涉及到政治目标。不同的身份特征、不同的交易情境、不同的行为目标，必然涉及到人口学、政治学、宗教学、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表达为不同的话语形式。

我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三农”问题的研究正在呈现一些新的发展态势：

一是推进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所谓本土化，就是使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亦即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国际化则不仅涉及研究范式的国际接轨，学术成果的国际化，尤其还包括本土问题研究的理论贡献。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本土化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重要渠道。只有直面现实，深刻把握要解释的现象与科学问题，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并在科学范式前提下构建起逻辑体系，做出新的知识发现与理论创新。

二是推进问题导向化研究。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曾因提出各种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而广受青睐。由于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并根据源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以及两部门增长模型，认为只要通过政府干预、加大资本投入，并与本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经济起飞就指日可待。但因缺乏微观的学理基础，这些发展战略均以失败而告终。农经学界在反思中重新发现了农业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研究范式亦发生重大转型。动向之一是对制度及其激励效果的重视；二是对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最近40年农业经济学的重要成果是对农民理性的认定，农民能够对市场及制度安排做出理性响应。农民的理性行为与环境、制度、礼俗及文化信念密切关联。中国农民在农村变革中的丰富实践能够对此提供生动证据。中国农户行为可视为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富矿，不断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能够有效支持中国“三农”问题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开放。

三是推进面向现实的研究。重点是以真实现象为出发点重新构建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例如，农业的食物、原料、贸易、就业等功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已成为农业经济学核心内容；农业的生态与环境功能及其外部性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前沿；文化与生活功能能够将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整合进农业经济研究；农村的社会交互关系与要素流动甚至能够触及空间经济学；心理与康养功能将有助于为农业经济学家赢得健康经济学的一席之地。对农业功能的经济学意蕴的挖掘，将对主流资源配置研究乃至经济增长理论构成挑战。农业作为一种组织方式与文化秩序，引入制度、交易费用、规制等视角，将为理解农村社会及其治理提供有力的工具。不同区域、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农业与乡村功能及其结构具有差异性，这将为农业农村经济学的比较研究提供无限机会。因此，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学家担负着不可替代的新的历史使命。

应该强调，“好的”“三农”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基本事实、情景依赖与关联性证据，才可能发现理论并推进理论创新。应持有的基本态度是：解释和揭示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对已有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用更优越或更规范的语言重新叙述已有理论或假说，或在方法论上批驳已有理论；基于系统性证据提出新的学理解释，或建立新的理论。农业经济学关注的现实问题至少应包括：现实中与常理或公认逻辑相违背的事件，或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事件；现行政策明令禁止又不断发生，或充满内部矛盾、看似无法解决的事件；看起来存在多种解决方案，但又不知道哪个是最有效方案的事件，或看起来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但却又不知道该方案会产生何种关联或长期后果的事件。须强调的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往往是理论发现与创新的学科。对此，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家任重而道远。

推进中国特色“三农”研究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网：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您认为应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罗必良：任何一个经济学范式都是由一组基于一系列证据所形成的概念、假设、方法、解释、制度和政策设计、预测所构成。不同的概念、假设和学术体系，关注不同的研究对象与科学问题，才能达到不同的目的。由此，不同的范式不仅具有竞争性，而且具有转换的革命性。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构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关键是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构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研究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中国“三农”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也应该遵循这样的研究范式。

一是研究视角。研究视角的确立可以由“目标—行为—约束”来表达。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其核心目标都可归结为追求效率。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效率从最初的财富生产、资源配置，再到现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人类行为选择，都遵循着目标最大化之行为选择的研究视角。然而，行为选择必然受到约束条件的限制，包括行为偏好与理性程度、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等。正因为如此，农业经济学须考虑到农业的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不仅考察农业生产的产量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还须考虑不确定情境下的成本最小化与风险最小化。对于农民来说，可资利用的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本，还包括文化、伦理以及异常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所以农村经济学须将亲缘、地缘、业缘乃至于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交互关系纳入到研究视野，进而讨论农民的福利最大化问题。

二是研究参照系。参照系的构建可以由“基准—偏差—校正”来说明。参照系之所以也被称为基准点，是因为它提供了与现实进行比对或者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复杂现实格局的标尺。参照系通常是一种理想状态，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准确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通过它增进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并进行“边际刻画”。例如，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因为假定了零交易费用，所以产权如何界定并不重要，而基于这一参照系，就可以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境下，研究如何选择产权安排才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也可以视为一个参照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拉尼斯和费景汉引入劳动边际生产率、人口增长率等因素，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性，而乔根森则进一步考察了农业剩余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同样，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基准，我们才能够深刻认识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粘性”、人口的户籍管制、就业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从而加深对管制、扭曲和错配的制度性根源的理解。

三是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由“图形模型—数学模型—理论模型”表达的分析工具，用以帮助学者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比如，经济学家最初用供需曲线图象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相关等问题。交易费用的可检验性一直存在争议，但威廉姆森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分析模型，不仅能够有效描述交易的基本方面，而且有助于解释交易特性、交易形式与组织制度的匹配关系。事实上，分析工具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一般而言，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经济学较多地使用了数学分析方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类型，以是否有助于正确理解真实的经济运行作为分析方法选择的判定标准。